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主办、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新闻中心承办、欧瑞康集团北京光华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中纺圆桌论坛第十一届年会将于2016年1月17日在北京亚洲大酒店举办。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到会做题为《供给侧改革六轮与政策措施》的主题发言。以下为贾康的发言全文：

　　贾康：尊敬的王会长和在座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曾经几次参加过我们纺织界的年会。今天很高兴再次来到会上，我借这个机会，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谈一些自己作为研究者的看法。

　　大家都注意到，现在最高决策层有非常清晰的这方面的指导精神，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指出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我们过去在需求管理方面，所做的工作还有延续性，要继续适度扩大总需求，但新的聚焦的侧重点已经转移到供给侧。这样的掌握目的要在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新阶段加强我们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推动整个生产力实现整体跃升，打造升级版。

　　这样体现出来的精神，我们认为是最高决策层在经济工作思路和宏观调控指导方面有了新思维。也是在五中全会以来的文件里得到一系列的具体表现，比如说文件所要求的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我们认为基本逻辑其实就是要通过供给侧的新供给的创造引领和释放新需求。

　　应该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作为全局的部署，事关我们如何引领新常态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通盘考虑。

　　我所在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是正式注册的非企业非盈利的智库，我们比较早进行努力系统化和深入供给侧的研究。借这个机会结合中央新精神谈我们的基本的研究心得，需求和供给是“相辅相成”的概念，过去我们都接触它，现在你说供给侧，好像就有陌生感了，但是学术术语它确实并不陌生，只不过过去没有加以强调而已。过去政府在发挥调控方面总得做点事，政府要发挥自己的功能，调控中怎么实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动态平衡，过去有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区分。需求管理是经验比较丰富的，在整个运行中，也是大家最熟悉的。它的基本特点，掌握一个总量型的单一的可通约的指标，比如说整个经济中流动性怎么样，以流通货币作为一个基本量化单位，它在操作方面掌握的是根据特定时段，一个年度处于经济周期的什么阶段，实施反周期操作，如果是经济周期低迷阶段要放松银根要刺激，经济高热要防止过热紧缩。国际随着凯恩斯革命和罗斯福新政有了一系列的经验。中国进入新市场经济以后，经过反复摸索，1992年小平南巡，1993、1994推出分级财税改革，我们实行反周期操作，也积累了自己的经验。

　　我们过去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长期忽视供给管理，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不一样，它的指标是很明显的有结构特征的，复杂不可通说，涉及各种各样的领域和具体的要素。调控中要掌握的要领，区别对待、突出顶点，怎么兼顾一般，定向调控特征非常明显。供给管理的复杂性，一望而知，经济学理论很快把它打破掉。经济管理运行经济周期的波动，市场竞争通过要素流动自然解决结构优化问题，所以供给管理不用应对复杂的问题做更多的探究了，结构优化靠市场解决，真实的图景不是完全竞争，而是非完全竞争。

　　我们中国的市场不完备程度更突出，逻辑上更需要注重供给管理，政府怎么更好发挥作用，校正结构上的偏差。从实际来看，虽然理论是这样的，主流教科书的表述上对于供给管理，没有做很多的展开认识，但是实际生活里面，我们从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的调控实践中看，代表性的美国供给管理可圈可点，在实际操作中是跳出了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断然采取了区别对待、突出重点代表性，给花旗银行注资，给通用汽车注资，就是这样的特定供给管理的举措。到了注资通用，形成发展的拐点，市场预期一下走向正面，以后就进入美国经济率先复苏过程，配置量化宽松，现在已经走到告别量化宽松，整个的调控变成对付通胀的升息过程了。

　　我们中国反复强调结构问题不可忽视，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从货币方面来讲，总量型政策、结构性优化，做的是供给管理的事情。我们过去在这方面，从实践到理论上升的总结，远远之后于现实的发展。从原理来说，需求应该承认是经济生活中的原生动力，但是供给侧对需求侧的响应和特征，是最关键的要素。

　　因为在需求侧永远有动力，但是需求侧动力是永新而实际上是无新的。人的需求不断往我上走，永远不可能满足，但是现实生活中，经济学讨论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有效需求伴随的变量就是社会中人的收入水平，要是有规律的话，就是从低往高走，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趋向。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出来了。你要是说创新，在需求方面怎么创新，得不到创新，怎么满足需求？主要有供给侧做出回应。

　　人类社会在供给和需求的回应上，摆脱了最开始的野蛮状态，脱离动物界，通过供给有合作的采集和狩猎满足需求。然后出现供给侧的农业革命，有相对的稳定预期，产出就是整个人类生活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上了一个台阶，社会主义产品是阶级国家出现的，工业革命又是一个大台阶，社会化大生产成形了。通过供给侧典型的供给的能力的表现，划分为蒸汽时代、电气时代、自动化机械时代和新信息时代。

　　我们现在在经济学理论层面认为应该如实实现创新，进一步推动基础理论支持科学决策，决策上，领导人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何所指，隐含着，我们更注重科学的政策设计和决策，要从基础理论层面说起，我们依据什么样的理论体系，什么样的科研成果的支持。

　　那么在过去的政策设计里面，大家都关心动力问题，需求管理视野下，三架马车的说法由来已久，现在我们看它的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因为需求侧说到了三架马车，实际上开始把它结构化，动力体系要想让它完整的话，必须考虑结构化的逻辑传导、转移到供给侧，形成满足投资消费和进出口需求的供给体系里面的能力，而且一定要在供给侧通过创新形成这种能力，真正的创新都是发生在供给侧的。原来说的完全竞争，我们真实的问题要把不完全竞争的假设放在理论研究实际的起点上，讨论政府怎么发挥更好的作用，优化政策措施，优惠制度供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落在供给上，把供给侧问题挑明，跟着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效率、功能的提升。

　　现实中就涉及到我们市场层面、产业层面大家非常关心的怎么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显然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的过程中，大家已经认识到了，新常态需要引领。我们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涵就是适应这样的客观需要，通过攻坚克难、深化改革进一步解决生产力，处理的是系统工程。比供给学派的套论开阔得多，覆盖四个全面战略下的系统工程。

　　我们在经济增长速度下台阶的同时，把增长质量往上上台阶，要达到全面小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能实现中国梦。创新发展是动力，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这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望，我们要把他们变成现实，走向共同富裕。

　　浓缩起来是五大项，劳动力，土地和自然代表的资源，资本，资金运用取得增值的状态就有资本的属性，科技创新，管理制度。这五项供给，按照国际经验和我们自己的经验都可以证明，在一个经济体发展起飞阶段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前的发展阶段，前三项最容易形成明显的支撑力。一旦进入新时期，改革大政方针定了以后，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有了分权。现在从源头来看，过去称为盲流的不再受管制形成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可以进城打工，劳动力潜力空间打开以后，比较优势体现在我们劳动力低廉在竞争环境里面，开放环境里面支持我们一路走到制造业的发展变成世界工厂。一旦有了市场经济环境的发展，低价变高价，无价变有价，就展开了生龙活虎的发展过程。深圳在没有法律的环境下，认为非做不可，地皮跟市场招牌，各种要素的流动，支撑的是我们整个的一轮又一轮的发展。

　　城镇化、工业化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体现出超常规的增长特点。我们的资本一开始严重匮乏，但是有开放外资进来，进来的不光是资金，而且带来的是管理和技术，培育了我们本土的原始积累过程。走到现在我们民间资本已经非常雄厚了，不光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资金合在一起，大量资金聚集在一起追逐可投资的项目。他们的支撑力在明显滑坡，原来做贡献的，现在掉头向下，慢慢变成了拖累。我们的劳动力，这几年听到的，最多的招工难、用工贵，业界称为民工慌，这是我们粗工、壮工、农民工越来越有条件高工资待遇了，这就是我们说的农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中国社会进入中等收入阶段还在节节攀升。
　　我们无可挽回告别了刘易斯拐点之前的低廉劳动力成本的存在。现在低廉劳动力的竞争优势离我们远去必须腾笼换鸟，必须凤凰涅盘。这个支撑力下滑的同时碰到中国人口结构的问题，未富先老，人口政策在调整方面又滞后，这就形成了新常态，何出产生的新特征，这是重要的因素。

　　土地和自然资源发展到现在，实际在进一步运用起来的综合成本越来越高。大家都知道北京几年前碰到征地拆迁补偿是大难题，一平米的拆迁必须给5倍商品房，否则过不去的，全国范围关于征地补偿出现极端的不良事故。中国城镇化还要往前走好几十个点走入低频发展空间。

　　我们的资本虽然充裕、雄厚了，但是找不到合适投资对象，到一定阶段常规投资边际效益递减普遍发生。这三个支撑力下降的同时，后面两项就是引领新常态供给侧，紧抓不放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学术主要强调科技，前面三个要素投入可以算出贡献率，但是多出一块说不清楚的、很难量化的就是科技。邓小平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不是传统三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又加一个要素，不是做加法，是做乘法。过去认为的三要素要有一个乘数放大。

　　现在我们要抓住科技创新不放，传统制造业，包括咱们纺织行业，其实都面临这个问题。怎么样真正升级换代，你是非做不可，升级换代抓住的不是前面三个要素，现在死抓科技创新。但是科技创新，怎么样打开这个创新空间，必须要让人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光靠行政手段做不到的，人力资本怎么培育出来，带头的创新人才，政产学研互动，一直到生产一线创新空间怎么打开，需要制度环境，需要合理的激励兼容的机制，这又是我们的难题。

　　现在我们的科技队伍，实际上人数相当可观，投入年年增长，专利数，论文发表数节节上升，但是我们国际比较的，综合科技竞争力上不来，领军人才迟迟出不来，这是钱学森之问。你看看最近科技界的乱象，把官场规则套到教授头上，以至于总理不得不发声，要砍掉这方面的繁文缛节，国务院发国办文件，要整顿这个现象。你要落实每一个人身上，放在科学创新上。现在你要取得课题经费，头疼的是怎么报销，老师让研究升在楼道里处理报销的问题，处理表格的问题。这些问题从局部可以看到全局。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要真正把它释放出来，抓科技，后面跟着抓制度供给。整个的制度环境，制度供给，在某种意义上，高于科技，你抓住它，真正符合科研规律，调动我们创新者的积极性，内在潜力活力释放出来才会有新局面。这就是所谓供给侧改革和机制铺垫性的理解。

　　后面我简单汇报一下五中全会之前我们得到中财办一个内部课题明确要求，当时是保密的，现在过了保密期。怎么完善供给侧的环境与机制，激发微观主体潜力与活力，在新常态中打造新动力的分析认识。这方面的研究，我们给出了三大层面的看法。

　　第一层看法，必须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我们做了一系列决策者一听就明白的论述，中国二元经济，要解决好三农问题，中央要求精准脱贫，要说出这些人是怎么致贫的。干部队伍上去，动员让他们搬下来，在新村要稳住，不能出现过去出现的时隔半年一年又跑回去的人。有的人因为在很长的时间段里面，在生产方面做努力，但是门路总打不开，必须有专家指导找对生产门路。有的因为因病致贫。必须把城镇已经有的大病统筹制度在整个农村覆盖，一直覆盖到穷乡僻壤，而且有应急辅助制度。

　　其他的区域问题，我们的民生和绿色发展的应对雾霾挑战的环境治理问题，我们的科技发展怎么样真正形成走创新国家之路这方面的通盘方案的问题，经济社会转轨中改革，怎么支付改革成本的问题，还有我们国防重点建设，无一不是摆在我们面前要明确形成有效供给管理的思路的具体任务。

　　所以这个层面，基本结论就是，在我们过去已经有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总量调控、需求管理的旁边，一定要坚持有所区别对待在三农社会保障、节能降耗、生态保护、支持深化改革、国防等领域，运用结构性对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促进相关机制创新改进，就是通过供给管理加强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增强国民经济中的有效供给，特别是制度供给，这样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并且适应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环境建设客观需要。我们认为这个关系到以后在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怎么样持续增强我们的国际竞争中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

　　所以要把供给管理摆在长期视野中，这里面是从追赶到赶超后来居上的走在前面了，是超常规发展，守正出奇，必须认识适应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无别他路，还必须注意到出奇，掌握中国特色国情的个性和发展道路的个性，政府怎么样更好发挥作用，一定要在这里面应对非常复杂的理性供给管理的人文，这样才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在这一层面说理性的供给管理，第二个层面，要进一步突出某些特定国情之下的有个性的约束条件，再引出战略思路和战略分析。我们提出三个明显的国情约束，中国发展到现在胡焕庸提出的问题。在东南半壁只有36%的国土聚集中国人的96%。当时整个人口规模是4亿，现在上去了10个亿，基本格局没有改变，国境线在调整，36的比重稍有变化，人口从96变成94（百分比），你要考虑中国大量的流动人口，压力还是东南半壁。这个情况今非昔比，又上来差不多10亿人，这个情况在全世界没有可比性，美国版图和中国差不多，总的人口的规模是中国的零头都不到，3亿人。中国13亿人左右，在东南半壁，这三分之一多一点的国土上，这几十年，越来越随着收入增长，大量的耗用资源能源，这是半壁主要承担的压力。第二重是这几十年的粗放发展，带来了非常明显的资源环境的压力。第三重，现在看清楚中国以煤为主，别无选择，在很长时间段内，整个基础能源的供应，摆脱不了以煤为主，我们用的电，企业用的电，80%是煤烧出来的火电，煤的开采运用中，环境压力特别大，清洁使用难度特别高。合在一起的非常之局，突破我们承受力临界点的雾霾有很大的关系。雾霾的危机，对我们产业，对我们以后的竞争，它影响的压力，不破解是没有出路的。非常之局要用非常之策破解的历史考验。

　　第二个是中等收入陷阱历史性考验。有人说这是伪问题，甚至有人说这是敌对势力打压中国的概念陷阱。世行专家2006年提出来的是依据统计现象，但是统计现象没有依据推翻的话，揭示那么多的前车之鉴，中国人必须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处理不好，跌入陷阱一蹶不振几十年。

　　第三个，我们走到了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怎么真正解决走向共同富裕的严峻挑战摆在面前的阶段。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走向摆脱贫穷的致富的境界，一定不可能齐头并进，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走了一段发展道路以后，咱们看邓小平年谱，他有生之年最关心的事，发展起来的问题不比不发展少，怎么遏制两极分化是关系到改革成败的问题。基尼系数在4.3高位很多年了，后面关联的收入两极化后面的公平正义不能够有效实现的问题，这就更有杀伤力了。收入分配、财产配置，人人都不满，整个社会必须承认这方面公平正义机制远远不到位。紊乱的问题，后面跟着各种各样影响我们社会持续发展的公平体系公信力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发展潜力就不可能释放，空间越收越紧。

　　问题导向，怎么解决问题战略思路上全面跨入小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20年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才会有后劲，我不认为十三五是一个指标，全面小康旁边匹配一个更具有艰巨性质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的前面的经济体，到了下游再回去，中国加上改革创新跨越这个陷阱，20年左右的时间，要进一步提升我们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第三个层面，我们基本的建议，明确提出怎么样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这是提高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变微观潜力为发展活力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改革是市场性趋向，开放是倒逼我们的改革，都是从制度供给开始的系统工程的打造。现在我们的改革取得成就的同时，必须承认进入了深水区，攻坚克难任务非常艰巨。现在看到的供给因素，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制度怎么和市场制度对接，自然资源利用和开发过程中的，粗放的，甚至挥霍式的耗用的情况不可持续，也越来越不能忍受，金融压抑明显，对实体经济的多样化融资和升级换代支持不足。我们的教育体制的扭曲、僵化，科技创新驱动弱。政府职能改革说了这么多年，现在再往前推进已经非常困难了，很多事就是改革空转。

　　从思路上提出建设性的看法，我们研究的新供给经济学首先是改革经济学。要立即调整人口政策，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人力资本战略。五中全会看到了给出新的安排，放开二孩，今年已经进入实行期。我们要密切跟踪，一年以后要有新的举措跟上，往鼓励生育的方向调整。

　　积极推动像重庆地票制度的土地改革，动真格的试点。

　　金融改革的方面2015年有一系列的进展，要继续推进。资本项下可兑换，一方面要审慎，另一方面改革的步伐不能停。什么时候我们自己主动拆防火墙，一定要具备抗风险的能力。

　　我们企业经营活动方面怎么松绑减负，最主要的问题，坚持减税的同时，理性认识到只可能是结构性减税，不可能是全面大规模减税，中国的税制必须是现代化，处理有减少有关增的问题。企业方面，真正的负担，综合成本越来越多的是税外，非税收的真正问题一定要破解。过多乱收费，以及我们五险一金社保的收费，寻租的综合收费要进行配套的措施进行改革。

　　我们提议往前看进一步简政放权，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定要考虑结合大步制和扁平化，对行政进行伤筋动骨的改造。整个架构上能不能推出横跨越两届政府推出实质性的改革。十九大离我们越来越近，大步制改革和扁平化才能真正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中央政治局有明确增加有效投资的指导意见，什么是有效投资，一定要有制度供给，供给侧的制度供给，机制创新有一个PPP，政府和资本合作。过去我们体制内强势的官员认为，应该做的事，要一个科研报告，大笔一挥就可批，失误找不到追责机制。科研报告是一个铺垫，所有的项目带着科研，政府、企业、咨询等大家一起做项目识别筛选过滤，走全阳光化的体系，合作各方看完合同文本自愿签字才能进行施工。这样就可以极大的提高有效性。这些都是我们供给侧的潜力空间。

　　去产能一定要更多的让市场通过优胜劣汰，全面可持续的，把公平竞争中不能维持的落后产能、过剩产能排除出去。

　　纺织行业的情况，调研很不够，我觉得纺织是不是作为典型的传统的产业，它现在更多的要利用供给侧改革这样的机遇，化危为机，在这方面把我们可以调动的所有潜力空间争取用足，而且要把有关的供给侧创新的政策给出的空间用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代化进程到了关键时期和历史性的考验关口，必须在原来已经有的需求管理的基础上，更好抓好供给管理，特别是制度供给管理为核心的全面改革。

　　改革的着眼点落到市场经济层面，千千万万微观主体的潜力活力得到释放，托举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对应中高速增长平台时间越长越好的升级版，这样的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就是贯彻三步走现代化战略，直指全面小康以后的中国梦。这些看法汇报出来请在座各位领导、各位同志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