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都去哪儿了？从数据看，外行人可能会得出结论——全球化正处于危机中。全球金融危机过后，世界商品及服务贸易最初强劲反弹，但之后又急剧放缓。全球贸易增速通常是全球经济增速的两倍，现在却低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这是40年来首次出现的局面。

　　现实情况倒没有那么可怕。金融危机爆发后，大萧条时期自由贸易倒退的现象并没重演。尽管一些政府沉迷于“隐秘的保护主义”，利用法规使外国竞争者处于不利境地，但没有一个国家大规模采用贸易壁垒。

　　上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经济学家拿出了一个更可信的解释：全球体系正经历结构性变化。此前涉及跨境贸易的经济活动已开始转向各国经济体内部，尤其是中国。因此，统计显示的贸易增长放缓不应引起震惊，但它突显了政策制定者应保持警觉，随时评估和影响全球化不断变化的未来。

　　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的“亚洲工厂”增长期内，东亚经济体自发地将自己安排成一条制成品的生产线，往往由中国负责总装。许多标有“中国制造”的商品，其绝大部分附加值都是在其他国家实现的，包括日本和美国等最终市场。

　　然而这种模式正在改变。根据IMF和世行的计算，“中国制造”如今更加名副其实。早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进口原材料在中国出口产品中所占比例已呈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50%以上降至今天的不足35%。

　　相应地，贸易对GDP增长的反应灵敏程度经历了一个长期下降过程，这有可能是永久性的。该趋势受到了其他因素的进一步推动。虽然全球并未真的缺少低成本劳动力，但有望接过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接力棒的两大明显候选者——东南亚和印度——尚未接棒。3D打印等新兴技术也将降低制造业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让产品生产可以从地理上更靠近最终消费者。

　　这些变化对政策制定者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贸易政策的传统焦点——关税和补贴的正式协定——如今已过于狭隘。政府应转而关注影响其经济参与全球化能力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外国直接投资正变得比贸易更重要。无论个别投资条约有何优点，根据国内法律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原则正变得日益重要。

　　全球化和贸易往往被视为一回事，其实不是。大多数关税已快速下调，不再是确定生产地址的决定性因素。技术和制造将根据各国的接纳能力（而不是它们在谈判条约时讨价还价、从贸易伙伴那里得到鸡毛蒜皮的让步的本事）在全球分布。

　　近年贸易增长的放缓不是一场灾难。它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经济模式尽管存在种种弊端，但它成功超越了总装工序的角色，开始向价值链上方移动。其他经济体也能做到这一点。全球贸易最重要的障碍并不存在于经济体之间，而是在各经济体的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