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Tumi也许是高档行李箱品牌，但是如果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喜欢它的却是过去的嬉皮士，因为他们对手工皮包爱不释手。现年70岁的查理·克利福德（Charlie Clifford）于1975年创办了这家公司，此前参加和平队（Peace Corps）的经历让他认识了秘鲁的手工技艺，并且燃起了成为企业家的希望。20世纪80年代初，当美国经济发展放缓时，克利福德决定为商务旅客制作Tumi，并且用现代的设计配以弹道尼龙布。如今，这家上市公司是全球最大的行李箱包经销商之一；2013年公司的营业额为4.67亿美元，利润额为5,500万美元。以下就是克利福德的故事：

　　我在新泽西州米德兰帕克市（Midland Park）长大，在那里生活的核心就是类似于高中体育运动这样的活动。我的父亲在纽约中央铁路公司（New York Central Railroad）工作，他的部门负责制定货运价格。我的母亲是一位家庭主妇。

　　大学一年级我是在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度过的。我想走出新泽西州，去一所更大的高校读书，于是我转学至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攻读英语专业。我喜欢阅读和写作，它让我有机会了解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生活方式。大四时我决定不从事教育工作，也不去做下一代美国小说家。一位朋友建议我考虑一下商学院，于是我继续留在印第安纳大学，并且在1967年获得了MBA学位。

　　一天，我在就业办公室与朋友聊天，他决定参加和平队。斯坦福商学院（Stanford Business School）与秘鲁的第一所商学院合作，他们招收MBA学生去那里参加和平队。

　　当时，越战（Vietnam War）还在继续，我由于身体原因可以延期一年毕业，于是我准备应征。我喜欢响应肯尼迪倡议的想法，而且我属于为全世界谋福利的新一代。起初，和平队考虑到我的身体原因，不打算录取我，但是我的医生和我劝他们，不会有事的。

　　我一向对国际事务充满兴趣。这次远赴海外，学习一门有用的语言，并且挑战自我的机会听上去棒极了。1966年，我与妻子克里克特（Cricket）结婚，她是一名小学教师。她也赞成我出去。

　　最终，我们被分配到秘鲁北部的沿海城市奇克拉约（Chiclayo）。这座发展中的城市气候干燥、沙尘漫天，这里有巨型庄园，甘蔗是他们的主要农作物。我为小企业提供咨询，并且帮助本地的商会创办委员会，建设工业园。

　　秘鲁的经历改变了我的人生。当你的语言能力有限，并且又处身于一个新的国家时，当地人的彬彬有礼会让你如释重负。当地只有基本生活条件。我们学着在煤油炉上做饭。我们有一些微薄的生活津贴，但是同时他们支付给我们足够的生活和吃饭的费用，每个月我们有两天假期，可以去邻国旅游。我们去了巴西、乌拉圭、阿根廷，以及秘鲁的其他地区。以前我从未离开过美国。

　　我学习西班牙语，但我学到的最重要的是，在美国以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虽然美国是世界领袖，但是发展中国家也有自己的观点。我了解到，如果你不愿意倾听别人的意见，不愿意向别人学习，你就不能取得进步。这个经验让我在今后的从商道路上受益匪浅。

　　回到美国后，我在Grand Union Co.公司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它的主业是超市。最终我去了一家生产储藏架和传送带的子公司，干起了工业市场营销的工作。

　　在商界工作了近5年后，我意识到我的身体里有企业家的本能。和平队的工作给了我自信，我知道我可以在不同的新事物上取得成功。于是，1974年我在一家名为Llama Line的小型进口公司投资了5,000美元，它的管理者是我在和平队时期的一位朋友的朋友。Llama Line公司经销来自于安第斯国家的本地手工艺品，如墙面挂饰、地毯、套头衫和人造珠宝。

　　几个月后，我决定离开，并且把精力放在皮革制品上。我没有商业开发计划。我乐观地认为，车到山前必有路。我遇见了一位礼品进口商塞斯·麦奎兰（Seth McQuillan），并且邀请他做我的合作伙伴。我们每人投资5,000美元，然后就能得到信用额度。我建议以神灵的名字给它起名为Tumi，这个神灵是我们夫妻生活过的秘鲁的（国家）象征。

　　公司第一年的销售额大约为63万美元。我们向皮革商店和礼品店推销天然皮革手提包，这种包的外表采用粗制皮革，款式休闲，看上去有纯手工艺品的感觉。当时，我们为20英寸（50.8厘米）大小的粗呢手提包的定价是59美元。如今，它的成本要达到数百美元。

　　旅行箱包是市场中发展比较稳定的产品，我认为生产皮制旅行箱包会让我们构建起一条产品线。1978年，当机票价格取消管制时，我并未想过会有更多的人有能力乘飞机出行。这完全是靠运气，我们从中赚了一大笔。

　　最初的几年里，公司以有机的方式发展。但是在1983年我们遭遇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公司经营举步维艰。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6%至17%，这样的环境对于小公司而言简直糟糕透顶。我们第一次出现亏损，银行开始紧张起来，他们把我们划归进了不良资产处理部。

　　我意识到，我们必须创建一个品牌，消费者宁愿去商店里寻找这个品牌，也不愿意选购那些非品牌产品或者只有一定价值的产品。由于商务旅客有能力支付高价，因此我们决定开发适合他们需求的特点。我们的设计师杰夫·贝特尔森（Jeff Bertelsen）为Tumi设计出可以完全开合的U型拉链，以及整理袋。随后，我们决定用弹道尼龙布生产背包，这样可以更加经久耐用。我们并不是第一家采用弹道尼龙布的公司，但我们是第一家围绕这种材料开发出产品系列的公司，而且这些产品有高端的质感。其他公司纷纷效仿。

　　当时，市场上大约有9至10家高档行李箱包生产公司。竞争非常激烈，由于行李箱包专卖店的销售员经过了培训，懂得如何销售价格更高的产品，因此我们都通过这些专卖店推销。随着公司纷纷进驻百货商店，Bloomingdales成为了销售高价行李箱包的领头羊，他们的旗舰店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展厅。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的服装袋成为了最畅销的服装袋。我注意到，行李箱包专卖店的老板开始拎　　着我们的软质公文包和行李箱参加商品交易展。他们都是随意挑选行李箱，最后选中了我们的品牌。

　　塞斯和我对未来有不同的看法，因此经过两年的协商，我在1985年买断了他的权益。当年我们的营业额是430万美元。

　　1990年，我开始考虑开拓国际市场。我们的产品独一无二、价格昂贵，但是在欧洲却默默无闻。分销商想要已经成名的品牌，于是我们决定自己销售。

　　20世纪90年代，我开始抽出大量时间去欧洲，并且在德国设立办事处，在英国组建分销公司。黑配黑是我们的标志性外观，德国旅客钟爱全黑的产品，他们看重质量，而且愿意花大价钱。在伦敦，我们进驻了哈罗德百货（Harrods），并最终在那里开设了一家Tumi品牌的店中店。

　　我们计划在2000年第四季度引入私募股权，但是最终未能达成协议。“9·11”事件发生后，旅游业遭受重创，2001年我们也面临衰退，并且受到沉重打击。许多行李箱包零售商要么被淘汰出局，要么被发展更稳定的公司收购。2002年年底，我们引入了橡树资本（Oaktree Capital），我成为了少数股东。对于公司而言，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公司的处境非常困难。翌年，我们有了一点恢复正常的迹象。

　　2004年，Doughty Hanson&Co.公司表示对我们感兴趣。对我而言，这正是退休的大好时机，于是我在2004年6月辞职并且卖掉了手中余下的股票。现在我与Tumi公司的前执行副总裁拉里·莱恩（Larry Lein）合作经营Compass Partners公司，该公司在美国市场经销Knomo、Lipault Paris和Knirps等欧洲品牌。